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普惠金融再次成为“一行三会”讨论的焦点。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郭利根出席论坛并指出，普惠金融是和谐社会的催化剂，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被写入党的正式文件，到去年国务院出台《2016-2020年普惠金融发展纲要》，旨在惠及民生的普惠金融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它的发展进程和金融服务模式也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
“普惠金融解决的问题是过去有一半以上未被传统金融体系服务所充分覆盖的几千万小微，几亿工薪几亿农户获取金融服务以及能力建设的问题，所以传统金融有多广阔，普惠金融就有多广阔。”宜信公司CEO唐宁在《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技术驱动变革》报告发布会上表示。
结合宜信普惠十年的实践经验，唐宁详细阐述了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阶段。他认为，中国的普惠金融主要分三个阶段，分别是信用获取和建立、多样化金融服务和能力建设三个进程。
具体而言，信用获取、信用建立、小额资金的获取是第一阶段。普惠金融在国际上的实践源于小额信贷，一些贫困的农村妇女通过几十元、几百元就可以有改变生存发展可能的这样的机会。从小额信贷、微信贷如何能够获取信用借款，如何能够打造信用体系，是普惠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用体系成熟后，就进入了多样化金融服务阶段。普惠金融不等于小额信贷，还包括提供其他诸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存款、理财、支付、保险等等，目前宜信普惠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而对于第三阶段的能力建设，则主要是面向未被传统金融服务所覆盖的人群提供能力建设服务，这是普惠金融和传统金融很不同的地方。“对普惠金融受众进行能力建设是多样性的。”唐宁以孟加拉国为例，把最朴素的实践跟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如告诉借款的农村妇女要把洗脸的毛巾跟洗其他地方的毛巾分开、要喝纯净水等等，“这就是最基本的能力建设，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普惠受众特点决定的。”
对此，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构建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应从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行业环境和改善消费者体验入手，解决普惠金融的理论指导，研究和制定与金融市场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的完整政策法规、监管体系和信用环境。“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表示。
作为国内践行普惠金融较早的宜信，经过十年实践，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开放云平台，帮助城市的小微企业做人员的培训，内部管理，薪酬发放，缴纳社保，购买保险，记各种账务以及帮助他们去外部获客等。
不过，普惠金融虽然具有惠及民生的功能，但却不是扶贫。“普惠金融并不等同于扶贫，很多贫困现象也只能通过类似政策性的做法来解决。”唐宁认为，普惠金融不是任何机构或者任何类型机构的专利，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开展越来越丰富多彩、有效的普惠金融服务，但是普惠金融又是非常宏大的，需要众人拾柴，新金融机构在利用科技方面有其相应优势，在聚焦方面也有优势，而且在创新方面是有其一定特色的，或者它们针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服务，能够有特色化的服务。（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