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 探索商标、股权等无形资产质押，有利于给小微企业提供更多增信服务。图为泰隆银行客户经理正查看某小微企业主的商标注册证等材料。
右图 截至2015年11月末，浙江绍兴市新昌县不良贷款率仅为0.86%。新昌农商行为当地三分之二的企业提供了贷款，贷前调查时着重看企业的资产、销售与负债的匹配度。图为新昌农商行客户经理来到浙江奔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走访。
对于很多银行员工来说，岁末年初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中国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多种迹象表明：随着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实体经济去杠杆持续推进，银行业承受的信用风险压力明显增大。
化解企业信用风险、稳定金融市场、去杠杆难在哪里？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春节前，《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浙江省，对当地银行业正在开展的困难企业分类帮扶工作进行调研。
阵痛——
“去杠杆”压力持续加大
寒意最早是从实体经济传导过来的。浙江小微企业众多、制造业发达、区域经济外贸依存度高，世界经济周期性低迷的传导效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外需萎缩，船舶制造、光伏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持续上升，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困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随之受到影响。浙江省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较早，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上升。
截至2015年12月末，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808亿元，比年初增加411亿元，不良贷款率2.37%，较年初上升0.41个百分点。受不良贷款侵蚀和息差空间缩小的双重挤压，浙江银行业利润已经连续4年负增长。
“从根本上看，眼下浙江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波动，是伴随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加速出现的阵痛。这凸显出经济转型的艰巨和复杂，也凸显出浙江省委、省政府主动去产能、去库存的决心。”浙江银监局局长熊涛说。
他分析，当地不良贷款的成因比较复杂，除了结构性、周期性的宏观因素，也涉及企业、银行等微观因素，还有地域特色比较鲜明的资金链、担保链因素。
企业杠杆率偏高，往往是引发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最新统计信息显示，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8.2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高于相邻的江苏省4个百分点。
产业的不景气很容易引发信贷风险。从区域来看，截至2015年12月末，占全省不良贷款余额比例达73%的温州、绍兴、宁波、杭州4地，同期贷款余额合计也占全省69%。而企业债务杠杆率较低的嘉兴，不良贷款率则全省最低。从行业来看，占到不良贷款余额近八成的传统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也是前期加杠杆较多的行业。
症结——
“两链风险”交叉感染
与当地银行业人员谈起信用风险时，他们常常用到一个词——“两链风险”。所谓“两链”，指的是资金链和担保链。
绍兴市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建国认为，产生风险的直接诱因，除了一部分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偏离主业的盲目投资。浙江企业主投资意识很强，在流动性宽裕期间从银行里借来的钱，并非全部投入实体经济，有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矿产、期货等高风险领域，容易带来资金链断裂。“而在担保链、民间借贷等关联性因素扩散放大效应的作用下，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本来没有问题，但因卷入担保链出现代偿风险。”赵建国说。
“我的企业有几百名员工，创办至今发工资和纳税累计超过25亿元，怎么就突然成了问题企业？”杭州市萧山区某化纤企业受担保圈中问题企业牵连，代偿金额曾高达3亿多元，贷款本息逾期已经超过180天，仅罚息就要上千万元，该企业负责人颇为意外和忧虑，“现在抵押的都是我个人财产，我头发都愁白了”。
浙江大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其华与4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其中有一家企业资金链出了问题。“按照约定，要由其余4家企业共同为其代偿，我应负担840多万元，这个数额本来还可以勉强承受。”陈其华说，但不久又有2家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他要负担的金额骤然上升至2800多万元。“这下实在扛不住了。”他无奈地说。
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新”。在经济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代偿，此举方便了企业融资；但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家问题企业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常的企业拖入资金代偿的泥沼，引发次生风险，导致风险蔓延。
浙江企业之间亲缘、地缘特征突出，这种“抱团融资”的方式尤为盛行，企业互保、联保规模比其他地方大。据统计，在浙江全部贷款余额中，信用保证贷款占比近40%。
为厘清担保圈的复杂关系，绍兴银监分局研发了一套“GRIT系统”。打开一张图表，可以看到以某个问题公司为中心辐射出去，代表彼此之间存在担保关系的连线纵横交错。分局副局长周代丽介绍，浙江企业担保链存在“线密、层多、规模大”的特点，一个出问题的企业有可能会波及两三圈关联企业或上下游企业。
“目前单个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第一波’信用风险已趋于稳定，渐次暴露的是因卷入担保链导致的‘第二波’代偿风险。”浙江银监局党委副书记袁亚敏说，眼下防范化解企业信用风险一定要打“七寸”，关键是要“解圈断链”，防范单体风险通过担保链扩散、传染。
破题——
“解圈断链”是项系统工程
2012年以来，除政府组织的帮扶协调外，浙江银监局指导省市两级银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的风险企业会商帮扶协调会多达109次。
“新增不良贷款加上存量风险，只靠市场自我调节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消化，必须通过政策机制推进的‘有形之手’介入。”熊涛认为，防控化解“两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是靠银行单兵作战，地方政府要落实牵头协调责任、银行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加上各部门的配合，才能形成合力。
“银企之间利害攸关，帮企业就是帮银行自己。当企业生病正在输液时，银行不能‘拔针头’，而要同进退、共渡难关。”浙江银监局萧山办事处主任周金根认为，只有建立长效化和系统性的帮扶机制，稳定企业、稳定市场，才能维护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
目前浙江各地市都成立了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构建起政府牵头、银监引导、协会会商、企业自救、银行帮扶的“五位一体”工作框架，在逐户会诊的基础上，将风险企业区分为扶持类、挽救类和退出类，分类施策、对症下药。
对于自身已不具有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信贷资金尽快退出，推动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对于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进行依法处置。“而对于那些‘能够救、值得救’的暂时困难企业，则尽力帮扶。要看到，今天的帮扶就是明天的有效产能。”周金根说。
担保链风险爆发初期，一些银行为保全自己的资产，对企业进行抽贷。为防止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挤垮正常经营的企业，需要进行风险隔离，让企业摆脱担保链的束缚——当地将这项工作形象地比喻为“围网养鱼”。
“2014年这个时候，我几乎天天夜里睡不着觉。”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叶飞现在仍然心有余悸。该公司从12家银行贷了5亿多元，其中抵押贷款2亿多元、保证贷款3亿多元。受担保圈中问题企业牵连，该公司被下调信用评级，面临多家银行的停贷危机。为降低停贷造成风险蔓延的可能，当地银行业采用“授信聚拢”方式，由一家或几家银行用新增授信置换出其他有意愿退出的银行授信。
在杭州萧山区政府、银监办的协调下，建行浙江分行指导萧山支行牵头组织了银团，发放新的流动资金贷款，将前述萧山区化纤企业的现有存量信贷敞口，以企业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所有资产作为抵押，解除其他企业对其担保，这样就做到了斩断担保链的第一步。
浙商银行台州分行得知浙江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受困担保圈的事情后，立刻开始了调查和帮扶工作，很快将500万元贷款打到企业的账户上。有了这笔救命资金，后续的银行也愿意跟进续贷，该公司得以正常还贷和经营，最近还扩大了产能。
袁亚敏告诉记者，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已转发了该局就银行业分类帮扶困难企业的指导意见，其中总结出了授信聚拢法、银团贷款法、延缓追偿法、担保替换法、外部收购法、平移代偿法等“帮扶八法”。这些方法的着力点都在于解决好企业担保关系调整和债务人主体变更问题，实现风险“熔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