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种将传统金融业务搬到P2P平台并非没有风险。
洪自华分析指出，“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接的资产本身，融资租赁的周期比较长，需要像银行一样的风控技术；保理业务中最重要的是应收账款付款企业的信用和贸易真实性的确认，需要保理公司具备可靠的核心企业资源，其操作过程非常复杂，非银行的保理业务在国内还刚刚起步；股票配置业务本质上是高杠杆比例的融资融券业务，在操作过程中，借款人和投资人的资金都进入平台的关联账户，本质上是资金池，平台的道德风险太大。”
程晗也分析指出，监管政策、法律边界是这类线上业务面临的挑战。有些业务有明显的打擦边球行为，若政策给出明确指导意见，不规范操作，不严谨的交易结构会给平台带来麻烦。
钱海利向记者表示，传统线下金融业务在多年的运作下已建立起完善、可靠的操作流程，金融业务触网能获得更多的渠道资源，但线下企业大多缺乏触网经验，互联网的运作模式不是传统机构朝夕间可以融汇的。P2P等互联网金融在宣传上常淡化风险，放大收益，而且在操作流程上以用户自助式为主，用户极易被平台上的宣传语所误导。
A面 样本调查
P2P跑路潮下的“团长”：或退出，或转型经营平台
每经记者 杨珏轩 发自广州
去年10月，P2P平台倒闭潮突然爆发，“团”被认为是重要的助推力量。一名前团长曾向记者表示，在倒闭潮起始阶段，问题平台中至少三分之一是组团投资者。
关于P2P领域的团，《每日经济新闻》于2013年10月24日曾在《P2P网贷变形：厌恶却又离不开的 “团”》一文中有过详细报道，“团类似于团购，一般投资者充值没有利息，靠投标获得收益。团集少成多，把团员的资产作为一个整体，分为暗标和明标两种情况投标。”组建团是为了获得更高收益，积聚起来的资金使其拥有更多议价空间；对于平台而言，团的资金也充满诱惑力。
然而，P2P领域投资团的高息偏好，助长了不合理的高息竞争，也使行业陷入不理性的疯狂。最后多米诺骨牌倒下，团长被万夫所指。镜头拉近，细看之下，团长与一般投资人并无太多区别，大多是想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获得更高收益，初心也许并不那么险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曾经在投资人中具有号召力的人物已经很难联系上。
最早团长转型经营平台
潘春雨从去年3月份开始就停止了网贷投资，“我应该是第一个团长。”潘春雨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时团比较火，但我并不看好其他团长所投的平台，收益率已经明显超出正常范围。我投的网贷平台收益率相对低一些，团员心里不平衡，要求我去投一些更高息的平台，但我不能接受。所以，在组团投资P2P最红火的时候，我退出了。”
2013年6月，潘春雨开始转型经营平台，据其介绍，他负责前期筹建的平台总成交额已达16亿元。“前期筹备和运营都是我负责，但不算创始人，只是个运营者。在整个网贷行业，我们的发展算是可以的。”潘春雨说。
潘春雨的急流勇退使他避免了几个月后倒闭潮的碾压。对于那些事后饱受诟病的团长，潘春雨认为，他们本质可能也不是想着去骗谁，只是识别平台的能力稍差，或者被平台的一些利益所蒙蔽。
潘春雨告诉记者，当时活跃的团长一共五、六人，一般是比较活跃、有号召力的投资人，但能力不一定杰出，“团长有两个职能：，一个是考察、挑选平台；另一个是跟平台谈收益，谁愿意做这个事情，谁就可以当团长，与识别能力、财务经验等无关。”
潘春雨向记者表示，以前的团长基本都隐匿了，“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有传闻说躲起来了，有传闻说有些被抓了。投资人对这些团长不太信任，但我觉得，如果不是出于恶意，也没有触范刑法，团长是可以去选择其他发展道路的。”
知名团长转向众筹
衡灿是当时最为知名的团长之一，而他组团所投的平台最后被立案侦查，身为团长的衡灿瞬间被投资人的口水淹没。
记者与其取得联系表明来意后，衡灿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和事业。”
衡灿告诉记者，当时组团考察并不是他一个人去，他会召集当地的投资人一起去看平台，如果大家觉得平台可靠，就一起投资，都是自愿决定的。“我只能算一个领投人，我组团投资的平台，我个人也都有投资，每家平台都套了几十万元。出事了所有人都骂我，我也很委屈。”
“出发点是好的，想把大家召集起来拿到更高的奖励，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已到违法的边缘。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衡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衡灿透露，他目前做的是众筹，相对于P2P而言，众筹的风险更加可控。“P2P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自己身上，承担本息。如果平台不承担这些风险，那就开不起来，无法吸引投资人。而且新平台的利息不高也没有投资者进来。所以新平台的套路都是给出高息，炒人气，承担本息风险，再慢慢降息。目的不纯的平台，利息高到一定程度就跑路了。而众筹不同，众筹把风险转嫁出去，也无利息压力。”
投资权威变身维权代表
团长曾经是投资人中具有号召力的权威。现在，投资人权威多以维权代表形象存在。
龙威是目前最知名的投资人维权代表之一，他所代表维权的东方创投案被誉为网贷第一案。龙威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曾与衡灿有过一面之缘，“我去考察一家平台时遇到他们。他们投资的那家平台损失了1000多万元，团长损失了七八十万元。”
对投资人的这种心态，龙威认为很正常，因为行业草创之初，投资人都比较外行，缺乏判断能力，同时又缺乏有效的学习途径，在投资人较迷茫时，就希望从一些比较可靠懂行的人口中获得一些信息。
龙威告诉记者，现在有许多维权代表，但做得成功的极少。很多时候一个平台就有好几个维权代表，维权代表之间经常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所以牵头的人多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对于维权代表真正起到的作用，龙威显得很谨慎：“这种案件属于刑事案件，起诉方是检察院。从起诉、审查到结案，投资人都无法插手。我们所能起的作用是通过各种途径不断促使案子的进程快一些。只是一些辅助性的作用，但比没有强。”
A面 行业趋势
P2P监管思路渐明朗业内称未来或出“负面清单”
每经记者 史青伟 发自上海
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及互联网金融行业，将其定义为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强调要加快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支持小微经济发展，盘活市场经济，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两会”报告，P2P原则上也纳入银监会监管范围。
尽管P2P监管细则至今并未出台，但相关官员的一些言论也逐渐在业内达成共识，并在实际操作层面开始产生影响。
监管思路逐渐明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了监管部门一年来的重要表态，对P2P行业影响比较大的是今年4月份，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刘张君表示，银监会已启动P2P监管细则的研究工作。P2P网络借贷平台是新兴的金融业态，在鼓励其创新发展的同时，应合理地设置业务边界。
刘张君表示，P2P网络借贷平台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业态，在鼓励其创新发展的同时，要明确四条边界：一是要明确平台的中介性质；二是要明确平台本身不得提供担保；三是不得将归集资金搞资金池；四是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四条红线”正式形成。
7月6日，银监会创新部主任王岩岫表示：P2P应明确定位于民间借贷信息中介，而非担保中介。半个月后，他表示互联网金融发展要有自己的业务边界，不能有资金池，银监会将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8月2日，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杨晓军透露，对P2P的监管细则将于下半年或明年初推出，监管导向为“明定位”、“不碰钱”、“有门槛”、“重透明”和“强自律”。
8月15日，王岩岫表示，P2P行业必须有一定门槛，包含资本金的约束，还要求具备一定的技术平台的安全性、公司高管人员基本的资格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以及信息的把关能力。
8月23日，银监会创新部副主任李志磊在提及互联网金融以及P2P监管时建议：行业自律组织在P2P领域应该起到更好的作用，加强行业标准化，严格区别真伪P2P。
最近一次监管思路的透露是王岩岫在《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4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论坛”上表达的几条建议。他表示，P2P监管要遵循P2P业务本质，所谓业务的本质就是项目要一一对应、要落实实名制原则以及明确P2P机构不是信用中介，是信息中介等。
负面清单或为监管方向
银监会对P2P平台的定位于“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引起了业内热议，比如监管主体和P2P企业去担保的可能性。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不管是信息中介还是信用中介，核心是平台不要触碰资金以及建立资金池。
信而富CEO王征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告诉记者，监管方面的思路要求金融服务机构对资金托管，强制性要求对往来资金进行监管，金融机构要上报银监会资金流水情况，反映是否被挪用。
对于未来行业政策监管倾向于宽松还是严格，点融网CEO郭宇航向记者表示：“初期会较宽松，然后逐步收紧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初期就很紧的话，监管部门会被认为扼杀金融创新，监管部门也看到了P2P商业模式的积极作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先松后紧。”
礼德财富CEO洪凯彬告诉记者，监管方向和政策导向有关，负面清单最有可能是监管方向。“制定出负面的清单让大家去做，但是细则第一版不会出现特别细的地方，可能也不会有太多实操性的东西。”
对于监管细则何时能出，保利网创始人兼CEO朱孟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P2P监管较为复杂，金融监管各部门需要协调工作，细则预计不会很快出台。（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