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前不久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5395亿元，比年初新增467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新增的不良贷款中，浙江、江苏、山东这三个沿海省份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2471亿元，占到全国不良贷款的45%以上，而在今年上半年新增的不良贷款中，浙苏鲁三省则高达310亿元，已经占到全国不良贷款新增量的六成以上。
浙江、江苏、山东这三个省份经济连续多年保持高增长。在目前全国各个省份都面临经济增速减退的大环境中，这三个省的增速也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出现的却是不良贷款的快速上升。这表明，在以往的高增长中，它们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十分高，一旦遇上目前的经济增速减退，特别是支撑这三个省份经济高增长的光伏、钢贸、船舶制造、外贸等行业出现较为严重的危机以后，这些行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变本加厉，但也更容易转化为不良贷款。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良贷款是必须严格控制的，国际公认的底线是不良贷款不能超过贷款总额的1.5%，一旦突破了这个比例，商业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风险。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有关材料，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不良贷款率接近1%的水平，尚在可控范围，但是以已经公布不良贷款率的浙江和山东两省来看，已分别达到1.65%和1.58%的水平，这表明信贷风险在这两个省份已经形成。尚未公布不良贷款率的江苏，情况也很不乐观，数据显示，该省上半年的不良贷款比去年底增加了30%，而在今年前5个月，省内商业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占到了全国的40%。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是商业银行自己，也认为这些省份的贷款总量大，不良贷款数字高是比较正常的。
回顾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整个过程，银行的信贷投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投资的扩张要求信贷的扩张与之匹配，这导致货币出现严重超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货币贬值所对冲。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投资项目中有相当多缺乏市场消化能力，因此投资项目完成后效益不高，导致大量银行信贷成为坏账。在我国商业银行改制之前，这个问题借助政企不分的体制被掩盖了起来。在本世纪前十年的商业银行改制中，国家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兜进这种坏账，实际上是由民众在为银行的不良贷款买单。现在，我国的商业银行基本已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因此对银行信贷的控制已经严格了许多，但是，在政府前几年大力推进的以投资扩张来保增长的过程中，银行仍然无法摆脱地方政府的指挥棒，不得不为地方经济的增长提供信贷，以至仍然难以摆脱不良贷款的纠缠。
这种用信贷扩张来维持的经济增长路径，只能适应以往那种以投资为经济发展引擎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少问题，因此需要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但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地方政府对此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尤其是不能适应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因此缺乏经济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自觉性，依然迷恋于用银行信贷扩张来推进政府主导的投资扩张，甚至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能严重过剩的“两高一剩”行业也缺乏“壮士断腕”的勇气，利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来要求银行对它们继续输血。浙苏鲁三省不良贷款的膨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现实。
依赖信贷扩张的经济高增长，就像给一个病人打“强心针”一样，只能带来暂时的安宁，但病症并没有解决掉，这种模式对于维持经济高增长是缺乏可持续性的。目前，在经济增速减退的趋势难以扭转的现实压力下，又出现了调整货币政策的声音，希望通过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存贷款利息来给经济提供刺激。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错配的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在目前即使放松银根，其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很难进入真正缺少资金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是依然会流向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导致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增加新的阻力。当地方政府继续乐此不疲地在这种模式之下飞奔的时候，地方政府就缺乏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压力和动力，商业银行也就只能继续被动地充当地方政府的“小金库”，甚至需要承受由信贷扩张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不良贷款，从而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