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关于“裸贷”，我想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追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女大学生”?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近年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将目标锁定为“女大学生”的不仅是各种网络放贷平台，而且也包括各种网络直播平台，以及一些金融性质的网络社交平台。这些平台在对待“女大学生”资源的时候，虽然设计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逻辑却只有一个，即引诱女大学生群体注册为平台的常规用户，然后通过拍摄、录制、展示、交易自己的身体形象，为平台聚拢人气，也为自身赚取经济回报。在这方面也有新近的典型案例——即2016年11月下旬突然冲上舆论风口浪尖的“支付宝校园日记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作为金融平台的“支付宝”，正是由于深谙“女大学生”身份在媒介文化场域中所联结的险恶趣味，才会想到要开辟专门的社交频道，鼓励这一群体用身体形象换取赏金。其实，除了“支付宝”之外，其他变相诱导年轻女性以“女大学生”身份进行网络直播的APP平台早已存在，而我们的整个媒体环境对于“女大学生”形象进行负面暗示的陋习也是由来已久。
因此可以说，支持“裸贷”运转的基本逻辑，同样包含着“女大学生”身体形象的“易销售性”在内——据报道，没能按时还款的高校女生们，除了按放贷人指令直接提供色情服务之外，往往还要遭遇私密照片和视频被贴上“女大学生”的标签在线售卖的下场。这也正是“裸贷”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时代”的第二个深层症候，即在新的媒体条件下，大量与现代文明共识背道而驰的价值取向更为迅速地涌入媒介文化场域，并对其造成严重侵蚀，其中尤以对青年知识女性身体形象的恶意传播为显征。
深入观之，针对青年知识女性的险恶趣味的流行，有着更为沉重的社会成因。近年来，面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危机，青年的普遍贫困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困境。在中国，由于社会阶层在最近十年内迅速固化，类似困境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影响显得更为尖锐。近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向年轻人提供的，除了知识之外，更是一种“中产生活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地位层面的内容。
十年前，大学校园里几乎每个年轻人都不会怀疑自己属于社会的“预备中产阶级”，过上有房有车有话语权的生活只是时间问题;而十年后，这种“中产想象”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效，知识青年的“下流化”已经成为一个冷峻的社会现实。
在这种时局下，我们的媒介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罕见的畸形面貌：一方面在形式上越来越“萌化”和低龄化;但另一方面在内容上，许多落后的、倒退的价值取向以更具迷惑性的新技术形态为外壳迅速回潮。这其中，包括对知识的蔑视，对钱权的膜拜，对自我奋斗的嘲弄，对理想主义的讥讽，对女性价值的贬低，对不劳而获、买空卖空的推崇，以及对身体的高度物化和变相售卖。其中，移动互联网对“网红经济”的过度发酵，对比实体经济的孱弱萎靡，更进一步加重了全社会对一夜暴富的虚妄期待。
不客气地说，正是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媒介文化氛围，将包括“女大学生”在内的青年知识女性的身体形象(以及更为广义的媒介形象)，逐渐异化成为一种可供多方窥视的情色用品。这种混合了“反智”与“厌女”的负面凝视，包含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对于知识和女性的双重诋毁。而这种负面凝视及其背后潜藏的文化逻辑，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我们的媒介文化：它首先暗示“读书无用”，其次暗示“颜即正义”，继而暗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笑贫不笑娼”，一步一步地鼓励年轻女性将身体形象作为建构自我认同、维护人际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最有效证券，并借助现实环境中的升学、就业、婚姻、生育政策等对年轻女性形成一系列结构性的压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网络直播平台上打各种色情擦边球的“性感女主播”，还是支付宝开通的“校园日记”和“白领日记”等，都和造成“裸贷”事件的深层文化逻辑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关于“裸贷”，从更高的层面上去追问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可能产生的“影像之恶”到底有多少准备?
必须承认，“裸贷”事件只有可能发生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就是我们曾为之兴奋不已、对之寄予厚望的“微时代”。这不仅是因为“裸贷”的整个流程基本都是借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平台来完成，更是因为只有在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下，“裸贷”事件中所涉及的质押物——年轻女性的不雅照片和视频才有可能点对点地传播给她们的亲友以至所有社会关系，而这正是放贷人用以威胁恫吓借贷人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正视的是，由“裸贷”事件所折射出的“微时代”的第三个深层症候，即在新的媒介条件下，个体所进行的无论是有关自身还是他人的影像传播，都有可能极大程度地被异化，进而导致难以逆转的灾难性后果。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影像技术的诞生堪称人类近百余年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得人类终于有能力记录时间与生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必将因死亡而导致的身体形象的消逝。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本能地去热爱摄影机的深层原因。但当下的问题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我们对于自身和他人身体形象的记录与传播都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呈现为一种无节制的状态，由此可能导致的不仅仅是一个更为自恋和恋像的时代，更是一个逐渐被影像掏空了所有主体意义的时代。
可以说，我们与我们的身体形象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善恶交界的“双光地带(Twilight Zone)”。其主要表征在于：一方面，由于滥用，当代人变得对任何身体形象都越来越缺乏起码的敬畏，甚至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它与我的主体性毫无关联的错觉，所以很轻率地就可以与陌生人“裸聊”，可以展示大尺度照片，甚至可以上传与爱人之间的亲密视频，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评论与“点赞”;另一方面，由于身体形象的滥用，当代人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软肋，逐渐进入一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与被监视的情境之中。已经不需要“老大哥(Big Brother)”，今天，理论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有条件通过影像记录和传播去攻击其他人，而每个人自己也都时时处于被其他人的影像记录和传播所摧毁的可能性之下。这就是愈演愈烈的“影像之恶”。
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黑镜》。其实在这部剧集中，直指“影像之恶”的反乌托邦预言早已登场。2011与2013年，该剧分别播出了第一季和第二季，其中数个故事都以科学幻想的外壳，呈现了“微时代”的影像传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高存储记忆粒与电子眼支持下的隐形监控”，“万众瞩目的暴力直播与媒介审判”，“由VR大屏幕建构的全息式娱乐化监狱”，“以影像屏蔽或影像监禁作为对个体进行强制惩罚的手段”等。但彼时的我们还处于“微时代”所带来的兴奋与愉悦当中，更多地将这些情节当作科幻文艺的奇诡想象，以为一切离我们很远。“裸贷”的发生堪称一记警钟：它足以让我们惊觉，当今媒介科技发展的速度，以及相关文化现象酵化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历史经验。
在关于“裸贷”的讨论中，有评论者试图去区分究竟有多少女生是上当受骗，又有多少女生是道德败坏，本着卖淫的目的去借贷，内心早就标定以性抵债的选项。问题发展至今，我觉得这种对于动机的区分已经不是关键。媒介技术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放大“善”，就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放大“恶”，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来说都是如此。在人性犹疑之处，良性的制度设计和深刻的价值自省应该出场。显然，我们对此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裸贷”风波沸扬至今，但若以此管窥阶级、性别、技术的三重困境，进而引发对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媒介文化的症候审思与策略应对，倒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