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交易所的乱象再次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
刚刚开年后的1月9日，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下称联席会议）召开，并对下一阶段开展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回头看”活动做出动员和部署。
会议指出，部分交易场所违规行为死灰复燃，而且违法违规手法花样百出，问题和风险隐患依然较大；同时提出了“一些金融资产交易场所将收益权等拆分转让，变相突破200人界限，涉嫌非法公开发行”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已在较长时间存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调查获悉，部分金融资产交易场所（简称“金交所”）仍然通过单一项目拆分多期发行、自设投资者门槛等方式，将非标融资债权资产变相向公众销售，一些业务在复杂的交易结构设计下，其公私募属性的界定存在模糊地带。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监管层再次掀起对各类交易所的整顿，但考虑到地方金融办对金交所监管动力不足，若国家层面无法在资产管理市场建立统一口径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措施，金交所的监管套利活动仍然较难遏制，且容易在整顿风暴过后再度重燃。
套利两路径
金交所的收益权等理财产品拆分模式的违规性，如今正在被监管层所警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金交所进行产品套利的模式主要包含单一项目分期化、产品属性复杂化两大类，前一种是将单一大额融资“大拆小”的分散滚动发行多期，进而扩大融资规模和实际投资者人数；后一种则是去“理财产品化”，转而用合约、挂钩等复杂名义来代替。
例如大连、温州等多地金交所均在开展理财业务，并针对投资者开放注册和产品认购窗口，而其中部分项目的融资方虽然为单一大额融资，但产品端却表现为多期数百万元的小单的组合。
“把单一产品拆分成多笔多期，其实是一个默认的行规。许多信托渠道发不出来的项目，都会找互金平台或金交所来发，互金的优势是渠道和流量，金交所则是有潜在的背书效应，它既能对投资者压低融资成本，也能拿这个点来找企业谈合作。”北京一位曾和金交所合作的信托公司高级经理认为。
不过记者发现，多数金交所的理财产品也默认遵守了私募产品持有人不可突破200人的这一条红线，其往往会在产品备注上注明投资人数上限为200人，例如温州、大连等地的金交所每只产品的投资人数均是200人。
“这些方案肯定都是通过律师事务所给意见的，所以多数也是钻空子，打擦边球，直接违规的并不多。”南方一家金交所业务人士表示，“从这个侧面能看出，金交所知道自己的产品是私募性质，毕竟公募产品的发行门槛更高，而且监管更严。”
与之不同的是，天津金交所的收益分享合约类产品则是产品形态复杂化的代表，根据结构，该产品投向无抵押的不动产，同时由融资方约定协议回购。
“这种做法还有挂钩标的资产投资的，大多都是输血融资类业务，本质上是一种垃圾债的变相公募化。”前述金交所业务人士坦言。
监管如何追赶
对于金交所的乱象，联席会议表示将深入开展一次交易场所清理整顿“回头看”活动，用半年时间集中整治，切实解决交易场所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监管层对金交所的理财乱象提高了重视程度，但在统一的监管标准、框架的空白下，产品层面的套利活动或难以彻底根治。
所谓统一的监管标准及框架，是指拥有一套可以参照执行的法规和一个监管确权的强力部门。其中，有关金交所法规层面的形成空间就已被业内所关注。
“金交所的理财产品能不能做、怎么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因为现行法规很多时候已经没法堵住这些钻漏洞的行为了。”前述金交所人士称，“从现行法规看，光靠一个公募私募的判定也不好划分，需要更加具体的规范才能明确金交所的业务空间，这对金交所本身也是利好。”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金交所的监管缺乏一个全权部门来统一执行，也是其容易出现乱象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正是前述联席会议的牵头部门，而上述联席会议也由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主持。在一些专家看来，目前理财产品的乱象也需要监管权的统一和集中。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曾提出，所有理财产品都应该统一划归由证监会监管。
“份额化的集合投资计划都是证券，其本质是投资基金，应按公募、私募统一监管。从2008年修证券投资基金法到现在，努力了八年还没有获取共识，中国资本市场之乱，中国财富市场之乱，根源就在这两条上，就是对法律关系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产品属性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不能够统一监管。”吴晓灵曾在去年表示。
事实上，金交所管辖权尴尬背后所折射出的，也有当前分业金融监管体制下，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型的不易。
“金交所的业务其实也是监管转型没有跟上导致的，在混业生态下，过去跟着机构类型的监管策略已经失效了，因为不同的监管标准下，所有的擦边球业务都会流向监管最松散的领域。”一位接近基金业协会的机构人士称，“正是因为金交所监管偏松，又有潜在庇护，才让金交所的业务越发混乱。”（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