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贷款成本高于民企。这可能跟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在IPO之前国有企业平均贷款息差是0.045，民营企业只有0.034。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国企贷款成本高于民企
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国企贷款成本高于民企。这可能跟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新京报：近来，你提到最多的一个观点是“企业IPO与信贷成本之间的关系”，能否介绍下这个观点？
梁琪：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层面的研究，比较微观。从融资模式来讲，我们知道有两种融资模式，一种是直接融资，一种是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就是在资本市场上，有IPO的形式和发型债券等形式；间接融资，最基本是银行贷款。
以前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两个细分领域，要么是专门研究IPO，要么就是银行贷款，却很少有人把这两种结合起来研究。所以我们就决定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在去年的金融学年会上，这篇研究论文获得了一等奖。
新京报：可否讲一下你们的研究过程？
梁琪：对这个研究，我们抓取的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样本量很大，其中包括手工搜集了很多企业的上市前和上市后的贷款信息。剔除了一些金融业和信息量不足的企业，对比了企业上市前后的贷款成本的变化，尤其是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国企贷款成本高于民企。
新京报：国企高于民企？这有点出乎意料。
梁琪：对，这可能跟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我们一般认为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但我们搜集到的数据却发现恰恰相反。在IPO之前国有企业平均贷款息差是0.045，民营企业只有0.034。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新京报：总体而言，你认为企业IPO以后，能对其自身的银行贷款会带来何种影响？
梁琪：企业上市后，能够获得一定的声誉效应。相对于非上市公司，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上市公司会更为规范一些。比如上市公司股份制改造已完成，公司治理相对成熟，财务信息披露更为规范，人力资源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等。
这些效应会对企业的贷款银行产生积极的影响。面对一个上市公司和一个非上市公司，银行在贷款时，往往会倾向于上市公司。
新京报：这是不是也同时代表着主动提供贷款的银行也会增多？
梁琪：通过IPO上市后，企业的财务信息就会披露出去。而了解、信任这家企业的银行数量就会增加，而企业未上市之前的主要贷款银行也就失去了以往的垄断信息租金。
银行之间的竞争会加剧，企业在谈判时的议价能力便会增加。这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无风险利差促银行快速成长
根据测算，目前中国的利差约为300个BP（即3%左右）。这些主要由金融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利差，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是没有风险的。有些银行的净利息收入能占到总收入的90%多，即使情况好的，占比也在60%以上。
新京报：如何评价中国银行业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梁琪：记得中国刚加入WTO时，当时舆论都在说“狼来了”、“外资银行来了”。因为当时中资银行跟外资银行相比，在“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公司治理，金融创新”等方面存在着全方位的差异。
当时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很低，不良贷款率很高。在2003年时，国内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可以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8%的资本充足率；很多银行的盈利能力很差，净资产收益率都是负值。
新京报：你当时有没有切身地感受？
梁琪：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案例是“南京爱立信熊猫公司的移情别恋”。原本这家公司的主要贷款银行都是中资银行，后来却倒戈转向了外资银行。其主要原因就是中资银行无法向它提供一种叫做“无追索权的应收账款转让”的业务。
新京报：那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梁琪：经过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目前中资银行实力已经基本和国际一流银行不相上下：最差不良贷款率也在1%-1.5%之间，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盈利能力都在1%-2%之间。
更直观的体现是，2004年前后，还有不少中资银行处于技术性破产的边缘；但是十年不到，国内几大银行在世界上已经有“唯我独尊”的地位了。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银行业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梁琪：我认为，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基于几个原因。首先是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车。众所周知，银行是个顺周期的行业，就是它的发展跟整个经济形势是同向变化的。
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名义GDP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的10万亿增长到了去年的50万亿。搭了这班顺风车，银行业自然就能实现快速增长。
新京报：外界也在质疑说，银行业的高利润很大程度上在依赖利差。
梁琪：在很多人看来，中国银行业存贷款存在一个很大的利差。当然，这在学术界也有争议：有的专家认为利差也大，也有人认为利差其实也不算大。
我认为，利差大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对银行业实施了一种产业倾斜政策。由于利率没有实行市场化，资本的提供者并没有获得他应得的报酬，利差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
根据测算，目前中国的利差约为300个BP（即3%左右）。这些主要由金融政策所创造出来的利差，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就是说是没有风险的。
有数据说，国内银行，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利息收入。有些银行的净利息收入能占到总收入的90%多，即使情况好的，占比也在60%以上。
新京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梁琪：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银行业自身的努力。目前国内有5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140多家城商行，200多家农商行，不计其数的村级银行，已形成了竞争的局面。这对促进银行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新京报：在3个原因中，你认为哪个作用最为明显？
梁琪：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前两个，即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没有风险的利差。
中国银行业必须进行金融创新
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就从传统的“资金媒介型”转变为“风险中介型”，从原来的“利润导向”变成了“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导向。
新京报：你之前曾几次在演讲中呼吁“金融创新”，如何看待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紧迫性？
梁琪：次贷危机后，我们环视周围经济和金融的环境，发现经济动辄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去年6月，央行调息时，第一次允许存款利率可以上浮10%，同时贷款利率下限也可到80%。这就意味着利差正在收紧。
这样的环境，跟上世纪60年代西方银行业所面临的环境高度相似。
新京报：可否阐述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
梁琪：上世纪60年代，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使西方的企业家们开始需求管理利率和汇率变化的产品，需求管控风险的金融产品。而银行业传统的储贷汇三项业务，也就无法满足企业家们的需要。
银行“三六三”模式，即3%的存款利率、6%的贷款利率、银行高管下午3点下班打高尔夫，就此被打破了。
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就从传统的“资金媒介型”转变为“风险中介型”，从原来的“利润导向”变成了“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导向。
新京报：这样的变化，是否也会发生在中国银行的身上？
梁琪：当下的中国，利率已经开始市场化，汇率已经有了管理浮动，已经有了西方银行业转型时的外部环境的雏形。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行业自身竞争压力，逼迫着中国银行业必须进行金融创新，以满足客户新的需求，为其提供其所需的金融产品。
新京报：你认为以后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创新方面如何发力？
梁琪：银行业创新主要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上的创新主要是指制度上的创新；中观层面是指机构和组织创新；微观创新，主要是产品创新。
银行能做的就是在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上的创新，比如说在组织架构上，是采用总分行制还是扁平式的矩阵化管理；产品创新就是根据客户的需要，设计相应的产品。
对城商行扩张需谨慎看待
我不是很支持城商行跨省市设立分行。从层次上讲，城商行的定位应该是区域性的，服务好本区域的客户即可。
新京报：如何看待银监会今年2月时发表的“城商行跨省设立分行不应太过盲目”言论？
梁琪：坦率地讲，我也不是很支持城商行跨省市设立分行。
从层次上讲，国内目前建立了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有国际性的大银行、有股份制银行，也有城商行。城商行的定位应该是区域性的，服务好本区域的客户即可。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内有几家城商行确实做得不错。但是有些城商行资产只有几十个亿，规模很小，风险管控能力不足。甚至有些内地城商行总行的风险管控能力，还不及设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分行。
对于这些规模较小的城商行而言，盲目跨省市设立分行，会拉长其管理距离，对管理效率和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新京报：今年两会期间，关于重启城商行IPO的呼声再起。你对此城商行IPO有何主张？
梁琪：城商行IPO一直没开闸，可能还是源于政策层面对城商行发展水平的担忧。假设城商行可以IPO，但它拿到资金后，就会产生扩张的冲动。
中国体制下，任何企业都有做大的冲动。但是从信用社演变过来的城商行，底子薄、风险管控能力低，跟不上做大做强的要求。例如有些中西部银行还没形成电子系统和风险管控系统，硬件设施不完善，这要求投入巨大的成本。如果盲目做大，就容易出现问题。
■ 同题问答
“电商较有发展潜力”
1.推荐一本经济学书。
梁琪：《明朝那些事儿》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不过它是一本历史书，不是经济学的。如果说经济学，我推荐读《国富论》。这是经济学方面最学术的一本书。
2.目前经济运行状况是否有感到意外的状况？
梁琪：感觉我们的经济还是比较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消费还没有真正地成为主力。但是面对去年以来的经济，国家并没有像2008年时做大规模的刺激，还是想通过调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虽然调结构很艰难，但毕竟走出了第一步。
3.你觉得未来十年什么产业有投资前景？
梁琪：电商这块较有发展潜力。(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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