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就应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对易纲“存款利率市场化时机尚不成熟”观点的回应
利率市场化是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钥匙，推动金融改革则是推动整体经济改革的钥匙。中国央行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态度，关乎这把钥匙。
作为“钥匙”的利率市场化，其正面是存款端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上限)，其反面是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利率市场化之所以称为“钥匙”，主要是因为正面。在贷款端，实际上目前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受益的也主要是央企等融资方，而不是更主要是“融资可得性”问题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如此，央行对于“钥匙的正面”——存款端利率市场化的态度，真正关乎央行对利率市场化的态度。
本文想强调的是，即便存款利率已上浮了10%，市场似乎高估了中国央行对待利率市场化的积极态度。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2013年4月一个利率市场化的专题座谈会上，发表了完整的逻辑看法，在讨论阶段他指出：“从贷方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更为成熟。从存款方来说，时机尚不成熟。”
维持存款利率管制的六个逻辑
本文提供易纲、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的逻辑和论据，供更多读者参与讨论，并与央行的逻辑做更多的辩论。
央行第一个逻辑，中国消费低估，投资、消费的结构没有那么扭曲。易纲个人认为，中国消费长期被低估，而投资率被长期高估。消费低估的主要来源，包括房地产消费低估、居民消费低估等，估算之后，中国消费与GDP占比范围在60%~65%，统计局2011年统计水平为49%。易纲称，60%~65%虽仍然需要提高，但不像之前估算的那么严重。投资率也不像之前那么高。
易纲认同消费低估论有什么引申含义？我们知道，导致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制度性扭曲，学术界的共识是实际低利率、实际负利率，这补贴了投资。因此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改善，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尤其是提高存款利率，改善低、负利率形势。易纲认同消费低估论，最终引申到对存款端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上。
央行第二个逻辑，是人民币存款高利率，会导致或加剧比如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加剧人民币升值。易纲强调，美国银行同业拆借利息与上海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两者之间的利差决定了人民币的吸引力。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热钱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下设定人民币利率，这是一个挑战。
央行第三个逻辑，央行有可能因对冲外汇占款成本较高，而约束利率上升。5月初，一篇署名“小一”的文章《也谈外汇储备和外汇体制的顶层改革》广泛流传，据笔者考证此文作者即为易纲，该文明确，“人民银行购买外汇支付人民币时，通常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方式对冲多余流动性，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控制通货膨胀，因此也要对准备金、央票等支付相应利息。当前，中国对国外存在较大的正利差，而且人民币还有一定的升值预期，外汇储备的对冲成本较高。”
第四个逻辑，易纲、周小川等均勾勒了另一个逻辑，是对中国银行[0.00% 资金 研报]业的保护。易纲认为，银行业最近几年开始盈利，但考虑到1994~2000年不良贷款的消化，总体盈利甚微。中国央行对于维持利差保护银行业的逻辑，有两个变化，2003~2008年国有银行改革时，和2008年后的危机时期。
在2003年国有银行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中，压抑利率市场化、限制存款端利率上行、维持银行业利差本身就是总体方案的一部分。2010年12月，《财经》杂志发表封面报道《解密国有银行改革》，其中引述一位“银行系统的高级官员”的话，将利率管制描述为“反哺银行体系”，改革方案设计论证者分析认为，“为了给银行提供几年休养生息的机会，央行可适当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并使利差除能够覆盖当前的业务成本和平均风险损失外，还应略有余地，使得银行财务状况进一步得以改善”。
该报道还提及了周小川和外方潜在战略投资者的两次交流。一是2004年9月与美国花旗银行主席兼CEO威廉姆·罗德斯(William R. Rhodes)在中国大饭店的交流，周小川称，“基于利差扩大等条件，几家银行未来是可以产生利润的”。二是2005年2月周小川在伦敦受邀参加G7的一场会议，与苏格兰皇家银行(RBS)首席CEO弗雷德·顾德温(Fred Goodwin)的交流，“周小川向RBS分析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现行利差制度条件下的银行盈利前景。这就打消了外资方的疑虑”。
也就是说，在2003年银行业改革之始，中国央行就有意选择了通过迟滞利率市场化改革，创造利润反哺银行业，为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保驾护航的道路。另一位参与该改革的设计者也明确称：2003年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时，把维持存贷款利差作为改革的经济基础，当时确定的利率市场化方针是：“两头放活，保住中段(利差)”，所谓保住中段，即维持贷款利率下限、存款利率上限。
央行第五个逻辑，在危机之后，周小川在多次公开演讲中，将利率管制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一原则联系起来。2009年11月，周小川在“2009年全球CEO年会”演讲中指出，从此次危机来看，利率过低会影响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并导致银行选择发展其他非信贷业务，利差还得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发展中国家在利差方面应保持一定的水平，因为利差过小会影响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获取利润的动力，会影响银行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动力。在2010年9月，周小川在一次“牛津中国财经论坛”演讲中再次指出：“中央银行保持对利差的适当管理，将有利于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
央行第六个逻辑，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问题。易纲多次明确，如果要推进利率市场化，就要使银行之间实现自由竞争，因此需要确定银行系统的产权是否明晰、银行的破产流程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大而不倒甚至完全不能破产，如果政府持续对所有金融机构施行救助，就会导致市场混乱。
以上六条，是央行主要官员所展现给我们的对利率市场化，主要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认识。如果说这还只是认识，我想引述易纲2009年12月在出版的论文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中所展现的价值观的一面，来对以上的认识和逻辑层面进行提升和补充。易纲在书中说： “我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近来我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书中详细开列了易纲的“困惑”，主要内容均包含在前文六个逻辑之内了。
对六个逻辑的回应
开列至此，主要是想为更多读者思考央行的利率市场化逻辑、维护利差的逻辑提供更多资料，针对以上，限于篇幅，我想简短表达如下个人观点结论：
第一，消费低估、投资高估，的确是中国当前统计体系的大问题，这一点完全认同。有人认为中国大量消费本身就包含在投资数据里，这恰恰说明，低实际利率对投资的补贴，加剧了投资、消费数据的扭曲。消费低估论不能得出中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时机尚不成熟的结论。
第二，高利差导致资本流入、加剧人民币升值，在升值压力下制定利率是中国的挑战。这个逻辑是符合事实的，但问题却不在利率。问题所在，要么是资本管制的无效，要么是汇率管制和汇率改革的不彻底，尤其是央行多次表现出的“害怕贬值”问题。
第三，关于对冲成本与利率管制问题，笔者曾做过测算，在2003~2010年准备金、央票的对冲成本支出就高达1.08万亿元人民币。小一虽然在文章中称：“中国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这些年保持了健康平衡，表明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能够匹配货币发行的相关成本。”但央行是否有可能因担心成本不能匹配，担心对冲成本过高而约束利率上升，是需要拷问的，更不能让对冲成本绑架存款利率调整。对于对冲成本的承担问题，央行需要做进一步的信息公开。
第四，关于维持利差以保护银行业，可以说，2003年这一轮银行改革的成本目前已经收回，继续维持利差已无道理。此外，纳税人有理由去为银行业过去经营失败的改革买单，但存款人没有理由通过利率管制的形式，为银行业改革贡献利润，这一改革逻辑需要法理支持，并且需要公开辩论，即便是回溯性的改革逻辑辩论也是需要的。
第五，危机后试图以维持利差去刺激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实际上目前银行的积极性是高了，而不是低了。从削弱银行业的放贷积极性来说，恰要缩小利差，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
第六，在中国仍然国有股为大的银行业体系格局之下，实际上可以通过先推进利率市场化，倒逼银行业的产权改革、存款保险等制度建设。
作为文章最后，我想说，我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坚信存款端利率市场化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至少可以为广大存款者带来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利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时机尚不成熟？不，早已成熟，亡羊补牢，今天就应该推。(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