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吃利润，而且是连吃好几个季度，这让银行也坐不住了。
昨日有消息称，包括工商银行(4.48, -0.04, -0.88%)等大行在内的银行正和监管机构磋商放松坏账拨备方面的监管规定。主要目标是讨论现有的拨备政策是否可能进行调整。
根据银监会2011年44号文的规定，商业银行需要按照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两个平行指标建立贷款损失准备。其中，拨贷比不得低于2.5%，拨备覆盖率不得低于150%，原则上取两个指标中的高者作为损失准备的监管指标。
由于拨贷比2.5%的达标期限最晚可到2018年，实际上，过渡期内各家银行计提拨备的底线就是拨备覆盖率不得低于150%。刚刚公布的三季报显示，工行和中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57.6%和153.7%，距离红线只有一步之遥，低于200%的银行也达到了10家之多。夹在不良持续生成和收入逐渐下降中间的银行，即便财务上腾挪有术，但空间也不多了。
不过，在现有的监管框架内，贷款损失准备是可以动态调整的，这也是“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框架中逆周期原则的具体体现。
前述44号文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可以“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的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经济上行期适度提高贷款损失准备要求，经济下行期则根据贷款核销情况适度调低；根据单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质量和盈利能力，适度调整贷款损失准备要求。”
也就是说，现在调整拨备政策本身是有法可依的。监管层不仅可以调整行业指标，还可以定向一对一调整。但现在关键问题是，当前讨论调整监管指标是否有充足的必要？记者以为，从务实的角度看，是有必要的，但需要考虑其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不良率的上升虽然仍是一个趋势，但套在银行身上的监管红线并不多，当前对银行资产扩张最主要的约束除了资本约束外，就是拨备计提的成本压力。从理论上讲，如果拨备覆盖率150%的红线不调整，商业银行必须从分子分母两头去努力满足监管要求。一方面要继续增提，税后利润维持刚性的拨备支出；但另一方面，在银行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普遍回落的情况下，拨备的刚性计提显然不利于最终的净利润增速，那银行很自然的选择将是惜贷，把总贷款的分母做小一些。
从个体角度看，惜贷当然是守住了风险底线，但对整个宏观体系而言，如果银行普遍惜贷则意味着信用链条的进一步崩塌。这对于已经面临不小通缩压力的经济而言不是好事，这也不是“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框架的初衷，因为加强资本监管并不是为了让银行不放贷款。因此，在维持银行体系有充裕能力应对不良周期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拨备覆盖率，是可以激励商业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的。
其中，应该把握的关键原则是，这种调整应该具有正向激励效应，而不仅是单纯为了推动银行放贷款而调整指标。比如，去年以来的定向降准措施，就是给在小微和三农领域贷款达标的银行定向降准，这样既兼顾了总量也考虑到了结构，比单纯的降准效果要好得多。
从公众的心理角度看，此刻调整商业银行的拨备计提监管指标，可能会让市场回想起1997年至2003年之间银行体系“带病运转”的那段历史。当时由于完整的资本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让实体经济先从泥潭中脱身，再依靠后来的发展解决坏账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在整个银行业的状况当然与1997年不可同日而语，不仅资本监管框架已建立，单是全行业集体的拨备总额本身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资源。市场所焦虑的，无非是经济周期和不良周期何时能够双双触底而已。
如何在各种因素之中把握平衡，这相当考验监管层的智慧。既然有消息传了出来，证明有关方面正在仔细考虑其中的利弊得失，且让我们拭目以待。（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