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领导层提出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坚持生态文明，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的总体要求。
在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报告中明确了各类城市的城镇化路径，提出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从中不难看出，今后，中小城市(群)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
在现代社会里，城市是一个区域的中心，通过极化效应集中了大量的产业和人口，获得快速的发展。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率先开放的是一些沿海城市及后来的浦东新区，通过资源禀赋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培育起一批大中型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实力的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带动效应，形成一个又一个都市圈或城市圈。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际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出现，相邻城市辐射的区域不断接近并有部分重合，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就可以认为形成了城市群。
城市群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嬗变过程。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走的是优先发展城市的道路，在这种优先发展城市经济的模式下，也使得农村同城市的差距不断扩大，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制结构，并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大中型城市，但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却迟迟未见启动。于是，城市病开始出现并不断蔓延，而农村地区也相继出现了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新型城镇化和就地城镇化亟待破题。
199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18.9%，到2000年发展到36.2%。从2000年到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增长约为15%，平均每年仅增长1%左右。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1.27%，2012年达到52.57%，城镇人口达到7.1亿人，但还是要比美国整整落后10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在1910年为46%，1996年就已经达到了76.3%。除此之外，城镇化质量不高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又一课题。在既往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脖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选择。城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农村与城市之间联系的纽带，城镇的发展状况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据粗略测算，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城镇化是必经之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会极大拉动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透过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可以看出，会议鼓励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同时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事实上，这已经与之前的表述略有差别，尤其是在对于大型城市的发展规划做出相应调整，2013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表示，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由此可见，严格控制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将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纵观中国社会既往的城市化进程，人口不断向诸如北上广这样的特大型城市集聚，人口的集聚呈现严重的两极化：大城市患了“膨胀脖，有吸纳能力，无承载能力；小城镇则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吸纳能力。为了解决这种由于行政化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领导层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及相关制度安排来进行战略规划布局，有效破解城镇化发展难题。这实际上就是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不能只顾着发展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特别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